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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哝·花亘》：“文化记忆”语境下少数民族非遗影像的奇巧之作

　　吉首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陈文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瑰宝，当今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致使少数民族“非遗”保护面临生存困境，文化记忆痕迹明显淡化，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被这一宏大历史时代所裹挟，精神内核开始涣散、稀薄，正如马克思在形容后工业社会的时候有过的著名表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过去坚固的传统、精神、价值观、文化等等，都面临着消解的坚硬现实，这一现实，不止是中国的现实，而是在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各国都面对的历史性难题，谁要想拦住这一时代洪流，无异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使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如何葆有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性”，如何从日渐消散的、漂移的、遗忘的、忽略的“传统”中“借力”，是十分急迫的文化命题，这也是国家在文化顶层设计上做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宏大工程的根本性缘由。

　　首先，《嗦哝·花亘》主题立意高远。少数民族非遗影像记录与文化记忆留存，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也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记忆”工程，以口述史、纪录片、微电影为主要文献资源的影像叙事作品，成为全域旅游时代、微传播时代、互联网+时代极为重要的大众消费精神产品，它们也成为区域传播学、农村传播学、文艺传播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文本。《嗦哝·花亘》这部微电影以短短40分钟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来表达城镇化进程与“内陆乡愁”的复杂关系，来展现非遗保护与文化展演之间的商业悖论。笔者以为，微电影《嗦哝·花亘》是在离乡——望乡——精神还乡的遥遥路途中做出的一种文化审视，它提醒人们叩问“精神家园”、“乡关何处”，提醒人们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勿忘初心。《嗦哝·花亘》以契合当前文化记忆工程建构的高远立意、成为非遗保护、回望家园的绝佳的文化样本。

　　其次，《嗦哝·花亘》故事结构、叙事精良上乘。从电影手法而言，这一微电影是微型叙事指向宏大主题的奇巧之作，是一个“不服”到“信服”的故事(现代性被传统大美所折服)，一个传统征服现代性的故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少数族裔的文化认同，并非先天先赋，而是在各种历史关系博弈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一过程中包含着争斗、磨合、诉求、扬弃、背离、压抑、融汇、复归、创新等等极为复杂的诸多因素。民族电影的美学追求不在于重新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银幕世界，而在于对现实进行有意义的选择，湘西首部微电影《嗦哝·花亘》用一个构思精巧的个人化的微型叙事，指向非遗保护、传统保护、民族性保护这样的宏大叙事，更唤醒湘西人民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而这一叙事诉求，又是在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典型事件中树立起来的。最能支撑这一故事结构的，是其真实可信的四类人物塑造，笔者称之为固守者、看护者、闯入者、游荡者。

　　片中的鼓王爷爷，是苗族文化“固守者”的代表。爷爷存在于过去，为了不改变历史，表面而言，他固守的是苗族鼓舞的某种形式、在意的是孙女对苗鼓的传承，其实要固守的是苗族文化的“民族性”，这是一个在传统崩散年代的孤独者、绝唱者。

　　片中的苗家阿哥们，是苗族文化的“看护者”。他们想努力看护的，不止是苗家阿妹不被山外的小哥迷惑带走，更看护着爷爷这一代人的传统，正如苗歌比赛中所唱和的“先祖苗鼓咚咚响，族人循声紧跟上。以鼓结社建家园，苗鼓一响驱豺狼”，这是向老鼓王表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致敬，更是对于苗族血统、道统的文化身份认同。

　　片中的男一号(之航)是苗族文化的“闯入者”(外来者)，这个观光客身上所自带的不羁、浮夸、孩子气、莽撞、不谦逊、冒犯性，是现代性的某种面孔(只是某种面孔而非所有面相)，这种“我就是图个新鲜”的后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苗族文化有巨大分野，这一“文化爆款”在给乡民带来新鲜感受的同时，最终也被传统所震撼、所归化，这是全片重要的叙事诉求。

　　片中的女一号(梅子)是苗族文化的“游荡者”，她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游者，她的立场是不坚定的、纠结的，爷爷说她“你心都野了，你有杂念了”。作为鼓王的孙女，她有着最纯正的苗族文化基因，文化传承的任务太过艰巨，但她有接棒的义务与责任，老鼓王的孙女都不接，谁接?梅子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她是苗鼓队的核心成员，是文化展演、商演的前台，因此这一角色的设置非常真实，内心戏在逻辑较为自洽，在她身上体现出苗族后人对于身份边界的模糊认知。这也说明了当前“非遗”的现实处境：族群在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中不断左冲右突，甚至面临“进亦忧、守亦忧”的艰难选择。

　　影片就是在这四种关系的磨合、冲撞、融汇、理解中向前推进的，在这四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游荡者”的身份，如果她偏向“闯入者”，那么就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文化对冲，甚至倒向浮夸的、失根的现代性;如果她最终发自内心理解爷爷以及爷爷所坚守的文化内核，那么，文化的传承、文化的记忆就不曾断代。幸而，在最终，爷爷拼却生命的鼓舞之魂唤醒了这个年轻人，她流下的滚烫热泪昭示着这一文化愿景的最终可能：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创新，但始终葆有传统的灵魂，苗族文化在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创新，苗族人不曾失去对自身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激发了艺术创造力。

　　再次，微电影《嗦哝·花亘》是视听时空的奇观化呈现。视觉、听觉、时间、空间，是电影的四大元素。《嗦哝·花亘》以小制作的成本成功抵达了大片的叙事奇观，天地之间、鼓声震天、红绸飘拂，带来感官的极大震撼与审美享受。精妙的、不可复制的苗族山歌、高腔成功俘获了观影者的耳朵。片中的主题曲《没有爷爷的时代》，“不要问我家谱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哪儿，不要问我祖籍在哪儿，从来不问遥远的晚霞，不要问我祖屋在哪儿，不曾见过一砖一瓦。不要问我爷爷的名讳，甚至来不及认识他……”，摇滚歌曲借助于“家谱”、“祖籍”、“爷爷的名讳”等隐喻，唱出了在一个断裂的时代，当代人“失根”的茫然焦虑与“寻根”的努力抗争。片中封闭性的空间处理，使“非遗”的几大特点在该片中体现明显：群体性、非物质性、世代相传性、地域性、珍贵性。而在时间的元素上，《嗦哝·花亘》中最打动人的，是爷爷在苗鼓面前的深情凝视，是爷爷用生命击鼓时的情景再现：回忆幼时学鼓的艰辛，少年时击鼓的亢奋，青年时不可抗拒的力与美的呈现，导演用的是一种“逆时间”的手法，这种怀旧美学的抒情效果催人泪下，摄人魂魄。

　　民族电影策略向来有两类，一是淡化戏剧性而强调纪实性的策略，一是强化戏剧性同时追求视听效果，《嗦哝·花亘》属于后者，作为不到40分钟的微电影，《嗦哝·花亘》浓缩地体现了民族电影的如下定位：呈现族群生活方式、体现民族特点、彰显地域文化特色、表现民族精神，在文化传播上做出了一次有益且成功的尝试，并带给观影者诸多思考。在“非遗”传播、区域传播时代，民族志影像传播恰逢其时且任重道远，有了这样好的开头，我们深信，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资源的湘西州在跨文化、区域文化传播上将有更好的文化自觉，文化“非遗”影像记录与“压痕”文化记忆也将得到更大的拓展，将有更多的纪录片、影视剧、影视广告、微电影、定制剧涌现出来，我们期待，并深信未来。

　　(稿源：湘西网)

　　(作者：陈文敏)

　　(编辑：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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